高中生履行公民责任行动方案
说 明：
《中学生领导力培养》课题的宗旨就是培养当代中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组织管理才能，具有社会责任感和参与社会、完善社会、服务社会、回报社会的意识与能力，也是当今社会对一名合格公民的基本要求。高中生虽然还在校园学习，但已经是一名社会公民了，应该履行一些基本的公民责任。但由于受传统观念、应试压力、教育管理体制等因素的影响，高中生参与社会、履行公民责任的状况并不够理想。
请阅读以下材料，结合你和你的小组同学所在地区的实际，围绕“高中生如何履行公民责任”，自拟题目，自选角度，设计一个行动方案。
请注意，高中生履行公民责任的形式有很多，不仅限于材料所包括的形式。
背景材料：
【材料一】
广州地铁搭上“公民线”
原本简单的个人化行为，最终上升为一场民意的动员与官民的对话。“广州现象”虽不能随意复制，但其中所附带的范本价值，无疑具有普适意义
一场全市参与的地铁翻新事件
一个16岁高中生扇起的蝴蝶翅膀，可以改变什么？
16岁的广州市第十六中学高一学生陈逸华一“举”成名。
2011年5月5日放学后，他来到广州地铁一号线的烈士陵园站B1出口，拿出事先写好的大牌子，用粉红色的大字写着：请支持联名反对“统一”化翻新行动。
陈逸华没有想到，自己扇动了一下幼小的翅膀，最后竟引发了一场全市参与的大讨论。对于广州地铁一号线翻新的质疑，从最开始陈逸华反对的“抹杀一站一景风格”“是不是劳民伤财？”到“地铁翻新项目的立项、评审、招标等程序是否合法？”最后追诉到“国企谁来监督？”。
一个高中生的“反对牌”
陈逸华并不是一开始就想到要举牌反对。
事实上，早在2010年6月，广州市地下铁道总公司(以下简称广州地铁公司)就发布了招标公告。公告显示：拟对1997年开通的一号线16个车站进行总体翻新改造，投资概算9277万元，预计2013年底完成。
这个消息最初没引来多少注意。直到2011年初，坐地铁路过杨箕站时，陈逸华发现站厅一夜被拆掉了一大半。“我觉得好心痛。”这个16岁的高中生后来描述当时的心情，“我是和广州地铁一起长大的，每个站都去过，对一号线有一种日久生情的感觉。”
一直以来，广州地铁一号线保持着一站一景的特色。比如，为呼应亚运会游泳项目，体育西路站设计了蓝色主题墙，农讲所站则是带有革命色彩的红彤彤的车站，而东山口站则是大气的棕色，广州市民大多有识颜色上下地铁的习惯。
从这天起，陈逸华每天都到杨箕站和体育西路站拍照片，连续拍了半个多月。他甚至去捡废弃的瓷砖和墙片。这些别人眼里的垃圾，被陈逸华当成时代的印记，他也努力想象着，统一装修后变成统一的灰色地铁站台，将是什么感觉。
这不是陈逸华第一次留意地铁里的细节。比如，他曾看到，杨箕站里的盲道等无障碍设施不完善，开关警示不足导致无辜乘客被夹等。他通过电话、在意见箱里投卡片等方式，将自己的建议反馈到地铁公司，但每次得到的答案几乎相同：会跟进，但短时间内不会改变。
这一次，陈逸华觉得不能消极等待。4月，他开始在微博和地铁爱好者论坛“地铁族”上发表看法。除了反对风格的变化，他进一步提出：“一号线是否需要全面翻新仍有待商榷，并不是所有站都残旧到要翻新的地步，且翻新工程庞大，会产生大量烟尘污染地下空气，劳民伤财，而地铁公司常说盈利困难更应谨慎。”
收效甚微
5月份时，他发现经常路过的体育西路站也进入翻新，原来象征游泳馆的蓝色墙面渐渐变成灰色的大理石墙。他开始着急，迫切希望自己的担忧较快得到关注。想起学校对面的中山附属医院门口，曾有病人家属因医疗纠纷举牌抗议，他觉得，或许这是个办法！
5月4日、5日，连续两天放学后，在学校附近的地铁站，陈逸华举起了那块后来被传播甚广的反对牌。没经过太多思量，他几乎将自己的所有想法都写了上去：地铁一号线特色将抹；站站统一或致识辨难；三年完成劳民伤财的全体翻新工程；铲去原来墙面及天花板换作“统一”的灰色石板；请支持联名反对“统一”化翻新行动。因为又要举牌子，又要发传单、征集签名，他后来干脆把牌子捆在书包上，远远看去，仿佛他背着一块牌子在人群中穿梭。
行动最初并不顺利。在地铁农讲所站，很多人以为他是派广告的，不屑于拿他的传单，自然也没人签名。忐忑了很久后，陈逸华看到一个比较面善的人，鼓起勇气冲上去，讲明情况，请求签名。
这是他获得的第一个签名。两天时间里，陈逸华共征集了300多个签名。大多数听他讲述情况的人，都赞同他的观点，“上年纪阿姨的角度是‘浪费钱’，年轻人的角度是‘很可惜、同时浪费钱’。”有一位男乘客给陈逸华留下深刻印象。陈逸华两天里都遇上了他，“我苦口婆心在讲，他都很认真在听。第二次签时，我发现这个名字昨天看到过啊，才想起昨天他已经签过了。”陈逸华有种“被认可”的感激。
但更多的关注和认可是在网络中获得的。5月5日当天，文质彬彬、戴着黑框眼镜的陈逸华，双手将反对牌高举过头顶的照片出现在网络上，并不断被转载。按照惯例，网友们也给陈逸华起了个一目了然、易于传播的名字：举牌哥。
第二回合
媒体和网络迅速地跟进使广州地铁公司不能再以对待陈逸华电话的态度来回应。
5月6日，广州地铁公司公开回应质疑，称一号线已运行14年，翻新改造皆因线路老化、装饰材料残旧破损。由于当初的装修材料已被淘汰，无法再买到，所以进行全面翻新。针对破坏“一站一景”的风格，地铁公司回应：“原装修未成景观化风格，谈不上抹煞”，“翻修前后风格没有太大改变。”
看到回应，陈逸华没有就此了结，而是跑地铁珠江新城服务总台，再次当面提出关于天花板、吊顶等问题的质疑。
更多人加入到陈逸华的阵营中来
针对地铁公司材料无法买到的说法，地方媒体特地到建材市场调查，发现可以轻易寻获类似颜色和材质的饰材。
广州市人大代表曾德雄也在这一天接到了当地媒体传递来的消息。5月7日下午，他和广东省政协常委孟浩一起，到一号线部分站点进行了实地调研。
“看到施工状况感到非常惋惜，把好好的瓷砖墙面敲掉，太浪费了。”走进改造中的一号线杨箕站后，孟浩、曾德雄有点失望。“新换的花岗岩也没见比以前的瓷砖漂亮。”孟浩认为。
孟浩和曾德雄还注意到，除了更换墙面材料外，多个站台的吊顶也更换了，新吊顶增加了不少装饰材料，还新装了一些照明灯具。孟浩觉得太浪费了：“有多少市民会注意到吊顶上新装了什么漂亮材料？把钱花在这里有什么用呢？乘客最关心肯定是地铁乘坐是否舒适、快捷，标识是否清晰。”
这一趟走下来，曾德雄做出了和陈逸华大体相同的结论：一号线改造没有必要，国外的地铁动辄几十年、上百年的历史，也没有如此大规模地全部翻新，为什么我们短短十几年的工程就老化到必须全面翻新的程度？
人大代表和政协常委的加入，使得质疑派声势日壮，而地铁公司的回应，也被指责态度草率和不负责任。
5月8日下午，广州市地铁公司派工程维修部杨经理约见了陈逸华。
“觉得这个孩子很关心地铁，也很热心。”广州地铁公司新闻发言人钟学军后来这样向《中国新闻周刊》解释约见的理由。为了能让陈逸华看改造现场，地铁公司还把地点选在了东山口地铁站的安全室内。
杨经理告诉陈逸华，一号线的瓷片大部分采用粘贴方式安装，长时间使用后粘贴层松脱，瓷片容易掉落，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据统计，一号线近5年出现300多次瓷片松脱的情况。
“例如？”陈逸华追问。
“去年杨箕站站厅有4平方米墙面的瓷片脱落。此外，2008年1月广州东站站、2008年10月长寿路站、2009年1月东山口站也都出现过瓷片脱落的问题。若重新贴瓷片，若干年后同样会松脱。石板有固定件，可以一劳永逸，而且石材容易清理，不容易出现划痕和污损。”杨经理说。
“为什么又更换天花板？”
杨经理澄清，一号线的吊顶方式传统，导致天花板经常掉落，近5年来便出现了160多次的天花板松脱故障，而且还影响站台的照明度，加上灯具老化，使得站厅的照度满足不了设计要求。
陈逸华不甘心，“难道不能通过对原来的天花板进行改良达到目标？”
本来满怀信心驳倒地铁公司，可面对专业数据和术语，陈逸华渐感力不从心。他后来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当时的感受：“我都蒙了，无言以对。”几小时中，地铁公司杨经理从技术上详细地说明了为什么要进行改造，也强调改造“完全有必要”。
但这次约见并未说服陈逸华。回家后，他开始查专业资料，甚至找专业工人咨询，之后，又挨个站台去敲瓷砖和查看吊顶，以验证地铁公司的说法。
曾德雄也不满意地铁公司的做法。“这种方式明显在利用信息不对称。这些专业知识不应该跟华仔说，要请相应的专业人员来进行评判，然后公布结果，这才是正途。”
“地铁不是看的，是用的”
质疑与回应似乎陷入僵持时，高人出马
5月9日，广州地铁公司原副总工程师曾宝贤通过媒体公开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一号线总体翻新“完全没有必要”。
曾宝贤从1993年开始参与建设广州市地铁一号线和二号线。“光广州东站一个站我们当时就设计了7个方案。”曾宝贤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当年，他曾到国内外许多城市学习地铁设计规划，学习的中心内容就是如何做到实用，“让广州群众搭乘的时候感到舒适、快捷、准时、安全，就是学这个原则。”
陈逸华“举牌”之前，曾宝贤曾就换乘问题给广州地铁公司写过一封信。他发现广州火车站站、杨箕站、赤岗站等换乘站，换乘路线过远，“空手都那么累，拿东西要多累？”曾宝贤的建议是：修建类似机场里的输送梯。这封信没有得到任何回馈。
促使曾宝贤站出来反对的恰恰是地铁公司的解释。“它的用词是‘翻新’，我觉得这个词就很不合适，怎么是翻新呢？我地面好好的要你翻新吗？应该用‘保养’才对；维修保养是经常性的，哪个墙面有问题，就修补哪个墙，为什么要全部拆除呢？”
曾宝贤认为，地铁公司更应该考虑的，是乘客的需求。“一号线很多站原来设计是有自动扶梯的，当时出于节省成本的考虑，都砍了，现在有钱了，是不是应该先把这些扶梯恢复？”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中，曾宝贤反复强调地铁公司最应重视的原则是，“地铁不是看的，是用的。”
陈逸华轻轻扇了几下蝴蝶的翅膀，经过几日的发酵，演变成一场广州全民参与的大讨论，讨论和质疑的内容也从整体装修一事不断延展。
对于地铁公司回应一号线过去五年发生的墙面脱落及天花松脱的事件，市民质疑：一号线的装修质量是否存在问题？当年的装修公司是否有义务对一号线的装修进行保修？
对于一号线此次的站台墙壁翻新是采用外挂花岗岩的形式，有政协委员质疑：花岗岩含有微量放射性物质，近几年已被家居装修所淘汰，地铁装修使用是否环保？
还有媒体翻出广州地铁2010年9月的中标公示，其中明确显示，此次地铁整体装修的中标报价为广州市房屋开发建设有限公司的6726万元。对此，一位从事建筑业数十年的高级工程师提出质疑：中标报价下浮率达到了近三成，相差两千多万元，这样的招标过程是否合理？6700多万元的最终中标价，又还有多少的水分存在？缩减了两千多万元的费用后，此次的翻新装修质量能否有保障，又能使用多少年？
接着，公众又开始质疑地铁公司的翻修决策过程，其中立项、评审、预算全部是地铁公司内部消化，公众无从知晓，更无从监督。
本地媒体则直接号召市民：今天，你表态了吗？
广州地铁公司不得不再次正式表态。
5月10日，广州地铁新闻发言人钟学军再次约见媒体。地铁公司依然声明装修是必须进行的，但坚持原方案的态度终于有了缓和，表示改造工程将不再对全部材料和设施都翻修，仅对存在安全隐患的部分进行改造。同时，对目前仍未开始改造的车站，未来动工前都将征求社会意见。
抚额相庆的微博持续转发：“举牌哥”终致地铁公司“松口”，一号线装修不再统一化。
缓兵之计？
然而事件旋涡中心的人并没有轻易地接受这个胜利。
5月13日，陈逸华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他将继续保持对地铁装修事件的关注，广州地铁公司也表示，近期还要再约见他。
直到5月14日，广东省政协常委孟浩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仍然不认可广州地铁公司的解释。“他们一直没有讲清楚为什么翻新。如果就此认为地铁公司从而转向对民意的敬畏，那就大错特错了。”
在孟浩看来，这更像是缓兵之计。“地铁公司在之前的一系列公共事件中早就学会了如何应付公共舆论，等风头过后再全部上马也并非奇谈。”孟浩建议，广州地铁公司应拿出实际行动，譬如全面暂停地铁翻新工程，邀请非地铁公司专家重新调查一号线安全状况，公开维修账目、接受舆论监督等。
曾德雄倒是对地铁公司的“松口”不太担心，“地铁装修都在大家眼皮底下，不可能暗箱操作。如果你承诺了部分翻新，结果全部翻新，一定会再被质疑。”
但作为一名人大代表，曾德雄始终担心“人大对政府的监督多停留在理论的阶段”，离公众的需求和愿望，离人大自身所应起的作用还有距离。“国企还在政府的后面，那对国企的监督又能到什么程度？”
结果
广州地铁公司一周内三次回应陈逸华，最终表态会本着节约的原则翻修。
【材料二】
广州仔陈逸华
一个16岁的高中生，总将“我是广州人”挂在嘴边，因为爱广州、爱自由、爱地铁，他大声地对地铁公司说出“不”
2011年5月14日，周六。连续几天的大雨，广州的空气湿润且凉爽。16岁的陈逸华从家里出来，和往常一样踏上了他最熟悉也最喜爱的交通工具——地铁。
举牌反对广州一号线地铁统一翻新的行动，使他赢得了各方的赞扬和认可，陈逸华并不认为这代表了什么，他说，自己只是一个平凡的广州仔，来自一个平凡普通的家庭。
陈逸华说，这个举动在广州并不稀奇，因为在这个城市里，官民共治就是它的生活方式。
地铁迷
连接着珠江两岸和新旧城区的地铁一号线是广州市建成的第一条地铁线，1990年代初建伊始，前市长黎子流就力推地铁“一站一景”的风格，除作为高效的运输工具外，运行了14年的广州地铁，也已渗入了广州人陈逸华的生活。
陈逸华喜欢坐着地铁闲逛，感受列车经过站台时强烈而凉爽的风，看地铁穿梭在广州城地下隧道，听地铁电机启动与制动的声音，体会一站一站不同的风景。
在这不同风景的16个站台中，陈逸华最喜欢花地湾站，拱桥式的穹顶，从售票站台即可望见月台的复式结构，还有象征着碧野与蓝天的森林绿花岗岩圆柱，都让他着迷。他更喜欢地铁从花地湾开往坑口时隧道前方的那种豁亮，他的心也跟着打开了。他说，地铁本身就有一种浪漫的情愫，有血有肉，古朴并实用。
很多同学都说陈逸华是个资深“地铁控”。他喜欢混迹在地铁论坛，他微博主页的背景是广州地铁的图片，就连手机铃声，也设置成地铁关门时的“叮咚叮咚”声。
2010年暑假，陈逸华在地铁做了一个多月的志愿者，在换乘站体育西路站帮乘客指路，协助乘客出站换乘。那时，细心的陈逸华常常针对地铁的一些小瑕疵，或填写意见卡，或去总服务台沟通意见，例如：墙脚接近地面处容易变脏，他建议最好铺上蓝色马赛克；垃圾桶上方的墙壁容易变脏，他建议铺上一块与垃圾桶口宽度相近的玻璃；一号线的凳子没有靠背，他则建议换成有靠背的不锈钢椅；还有，杨箕站里的盲道等无障碍设施不完善；开关门警示不足导致无辜乘客被夹等等。
亚运会举办期间，陈逸华再次作为亚运会志愿者返回体育西路站，为此，他被评上了“广州亚运会地铁十大感动志愿者”。志愿者的经历更使陈逸华对地铁统一化翻新有了切肤之痛，“像体育西路站里面，黄色是三号线，蓝色是一号线，如果都换成灰色石板，我怎么给人指明白路呢？”
广州仔
一切关于广州本土文化的东西，都能吸引陈逸华的眼球。陈逸华喜欢读一切和城市历史有关的课外书，要是碰到旧广州的图册，更是一定不会错过。
他所举的牌子和微博都使用繁体字，因为他觉得繁体字具有一种古朴的美，为了能体会这种美，他曾经专门拿出一个暑假，每天对着字典学写繁体字。这种对传统文化的专情有时到了苛刻的地步，比如，尽管是土生土长的广州人，他仍然认为自己粤语说得不标准。他自学粤语拼音，立志要说一口标准的粤语。“粤语一共有19个声母，53个韵母，9个声调，可以说是一种独立的语言。”他自豪地说。
陈逸华的奶奶曾住在老城区，去奶奶家时，他就会逛逛广州的老城区。奶奶家后来搬离了老城区，陈逸华便决定长大后一定要去租一间骑楼住上一阵子。“当脚踏在木楼梯上时，会让人感到历史的厚重，觉得这建筑与人的距离是那样近。”他说。
而在他看来，自己对广州这个城市的感情也缘于环境的浸润。比如，上历史课时，老师会有意识地将有关广州的历史故事结合现在的城市区位来讲，并且告诉他们：“作为广州人，不了解广州的历史怎么能行？”
在这种环境成长，陈逸华对身为广州人非常自豪，于是也有了更强烈的主人翁感。举牌征集市民签名的那天，陈逸华特意选择了一件写的CANTON和五羊标志的T恤。在他看来，这件衣服最有“广州味”，很适合这件只有广州人才会做的事的氛围。
“广州味”
而更深刻的“广州味”则是这个城市的包容、开放与互动。
陈逸华说，他从小就在电视里、报纸上，耳闻目睹广州市民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意愿，因此他并不认为自己的举动有什么特别。
让他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2010年1月份的“口罩男”事件。那时，广州市政府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亚动会，开始在市区主干道大面积地更换路沿石和花基石，一个戴着口罩、帽子和墨镜的男子，背着上书“拯救广州吧”的宣传板，散发自印的传单，传递自己的主张：“为什么广州要这么浪费，好好的混凝土不用，非要用花岗岩，有钱不如改善一下我们的教育和卫生。”
市建委主任最终在广场上与这位不愿透露姓名也不愿意暴露身份的“口罩男”进行了对话，政府最后认同了他的观点，叫停了昂贵的道路装饰计划。据报道，仅此一项为市政府节支5000余万元。
在陈逸华看来，广州这样的人还有很多，他们不留姓名，只是平静而理性地表达自己的诉求。比如，在番禺垃圾事件中挺身说不的网友“巴索风云”，或者前段时间，带头反对政府斥资1.5亿打造亮光工程的“剃头哥”……
因此，今年年初，当坊间流传广州中山六路因扩建会拆掉骑楼时，陈逸华也开始在微博、论坛中发文反对，并两次去到中山六路拍照。直到政府接受了广州市民的意见，表示中山六路的骑楼“一定不会拆”后，他的一颗心这才放下来。
“在这个快速时代我觉得有些东西需要保留。广州不能整个城市都变得十分现代化，很多传统文化的东西不应该那么轻易地因为经济的因素而被冲掉。”他说。
当地铁一号线全面翻新的方案公布后，陈逸华也决定要以广州人的方式来捍卫广州的风格。他最初选择在微博和论坛中发帖，后来又去每个地铁站的意见箱投意见。
“但他们跟进慢，而我需要的是快。”陈逸华说，下决心去举牌反对时，他感到了强烈责任感的驱使，“作为公民应该有一份关心社会的心，遇到不合理的事情有种想改变它的心。虽然有些东西很难改变，但总要试一下。”
不过，他强调，虽然是举牌反对，但基本原则以不破坏公共秩序为前提。
有人说，这件事情如果发生在别的城市，也许根本不会有陈逸华，或者有个陈逸华站出来，最终仍不了了之。
陈逸华也感到庆幸。成为“举牌哥”后，他不仅没有受到太多嘲笑或压力，反而从学校、老师和家长等方方面面获得了许多支持。他的父母肯定了他表达自己意见的想法，学校的级长还表示要颁给他一个“六道杠”，而在人大代表、政协常委、专业人士以及媒体加入后，地铁公司也终于从善如流，调整方案。
正如“口罩男”“巴索风云”“剃头哥”一样，在沸沸扬扬的地铁翻新事件之后，“举牌哥”也希望随着事件的结束，自己能渐渐融回到1500万广州市民中。“当然，我还会保持对社会事务的关注。”他一再表示。（记者/杨迪）
来源： 《中国新闻周刊》 2011年05月23日
【材料三】
社会评论：陈逸华的城市主人气质是如何炼成的
… …
一位高一“小朋友”，不畏权威，坚持表达出自己的观点，并最终撼动一项大工程，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与其说是“广州精神”，不如说是现代公民精神。小朋友年纪虽小，但却始终以城市主人自居，不仅思考冷静并敢于担当，这样的清新气质扑面而来，在这个世俗化日益浓烈、价值偶像缺失的大环境尤显馨香动人。
正如罗马城非一日之功，陈逸华的城市主人气质也并非天生，溯源其城市主人气质是如何炼成的，对培植更大范围群体的主人气质或许有积极的借鉴价值。
首先是城市气质的影响。城市虽然都是钢筋水泥城市，但不同的城市因为不同的历史传统，而呈现出不同的气质。从这一点而言，陈逸华是幸运的，幸运地生活在一个广府文化浓烈的城市，从广州的历史看，这里的居民由早期移民与古越族杂处同化而成，既有古南越遗传，更受中原汉文化哺育，又受西方文化及殖民地畸形经济因素影响，具有多元的层次和构成因素。这样的历史渊源和地理优势，让广州居民可以便捷地接受现代文明的输入，无论在推翻封建帝制，还是建立新中国以及后来的改革开放中，广州人都展出有一种“敢为天下人先”的性格特征。这样的城市特质，让在此土生土长的陈逸华对“这个城市天生有一份归属感”。
其次是学校教育的给力影响。一个学生胆敢挑战权力，向权力发难，与其所接受的学校教育密不可分的，所接受的教育必然是敢于担当、立足培养现代公民的教育。与诸多学校动辄要求学生封嘴不同，在陈逸华所在的学校，不仅未对其有任何的限制，反而予以鼓励和引导。虽未见该校在此事上的慷慨陈词，但对学生不动声息的保护和引导，这恰恰是培养现代公民的最好方式。
最后还离不开陈逸华良好的家庭教育环境。孩子“惹”出这样的动静，我不知道有多少家长能像陈爸爸陈妈妈那样赞同孩子的看法，并鼓励孩子表达出自己的观点，作为一个理性的家长，在引导孩子积极表达自己的观点时，也不失时机地向孩子传达这个行为可能引致的风险，让孩子明白社会现实的残酷，避免陷入天真童话般的幻想。
异于众人的城市主人气质的陈逸华能得以成名，恰恰反衬出现代公民品质的稀缺，培植出类似于此的城市主人气质，实现官民共治的良好局面，对公民对社会于权力都有大有裨益，如此局面的形成，有赖于对一个城市良好气质的传承和保护，有赖于学校教育的有所担当，当然还离不开家长们的先知先觉。
【材料四】
社会评论：“举牌哥”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陈逸华无疑起了“举旗”的作用，但若自始至终只有陈逸华一个人在战斗，缺乏公民意识的及时跟进，广州地铁是不会改变“统一化”路径的。
在“举牌哥”的背后有学校和家庭的支持。陈逸华表示：“老师没有让我不再参与这件事。老师告诉我，个人的行为学校不会干涉，我可以继续理智地表达想法。任何处分、封杀都是不存在的。我很感谢老师给予那么大的自由度。”
而陈逸华的父母虽然害怕惹事，劝阻过他，但仍然能够尊重孩子的意见表达。陈逸华是幸运的，假如其父母是“望子成龙”的“虎妈”、“虎爹”，“举牌哥”就只能在家里“举作业”了。
在我看来，对“举牌哥”支持最大的是法治。工程改造项目必须取得多数民意支持方可动工，这已成为决策程序。广州地铁车站改造没有走民意调查和表决的程序，这样的“统一化”难以持续，最终于不得不低头。而在“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政府、监督政府”的大环境下，“举牌哥”自己创造条件反对“统一化”，合理合法。其言行冷静、理性而智慧——仿佛是个人行为，没有导致“群访”，引起不必要的麻烦，但又让有关部门无法忽视。“举牌哥”在广州没有被“黄牌”警告，凯旋而归，见证了法治的进步和政治文明的进步。
“举牌哥”的出现也是城市文化熏陶的结果。到过广州的人发现，广州人在现代化大潮中保持了定力，光孝寺、南海神庙、六榕寺花塔、镇海楼、三元里平英团旧址、广州公社旧址、大元帅府旧址等文物古迹得到较好的保护，在广州人心目中的地位是任何“新地标”无法取代的。数年前，一个名为“发现广州”的民间组织在网络上自发形成，其一千多名成员走遍广州，不断发现鲜为人知的古迹，呼吁政府有关部门加强保护。在这样的氛围中，难怪作为90后的“举牌哥”陈逸华会说：“我天生比较怀旧，挺遗憾没有住在老城区。”也难怪广州地铁面对批评，会很快“反应过来”，表示尽量保持老车站的总体风格。这一切对于一些热衷于“追新”的城市，恐怕是不容易复制的。
“举牌哥”是一面焕发青春朝气的旗帜，同时是一面“反统一现代化”的旗帜。我以为，这位小公民是广州城市精神中的一张“好牌”，“举牌精神”将会发扬光大。
来源：光明网 2011年05月20日
【材料五】
广州地铁翻新事件反思：公共服务型国有企业应该如何监督
广州地铁翻新事件，使公众真正明白了自己的定位，那就是：没有任何公共事务，应该置身于公众视野之外
地铁公司最初对市民质疑的回应颇有些冷淡，言谈之间透露出这样的信息：翻新是用我自己的钱，不用向公众作交代。
果真如此？在一浪高过一浪的围观中，讨论的焦点已转移到更深层次的话题——对于广州地铁总公司这样的主营公共服务的国有企业，其日常经营维护的费用，是否该接受公众的监督？
由政府转向企业的公共服务
中国的公共服务项目，历来带着浓厚的计划经济色彩，需要什么，拨多少款，政府均有严格的计划。类似于经营地铁交通等公共服务项目的国有企业，由于利益统统归国家，也不具备独立的法人资格，更像是政府的“工厂”或“车间”。
这种状况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逐渐发生改变。国企改革的基本思路是：改革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通过扩大企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来增强企业活力，并建立“产权明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
政企分开，意味着“让市场的归市场，让政府的归政府”。
“广州地铁的情况还不一样，广州地铁是接受财政补贴的，更不能浪费。”广东省人大代表、广州市人民政府决策咨询专家朱列玉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国企大致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充分市场化完全自由竞争的企业；另外一种则是垄断企业，经营的项目往往关系民生——原来由政府包办的公共事业已经逐渐转向由企业经营。
这也是广州市政府2008年“第39号文件”近期备受关注的原因。根据这份文件列出的《城市建设投融资体制改革方案》，广州将在交通、水务、地铁、燃气、垃圾处理、城建、亚运城等重要领域培育七大专业投融资集团，使其成为承担城市建设任务的主体，同时也负责各个领域的收费和经营。
成立于1992年的广州地铁公司就属于此列。它不仅包揽了一个城市地铁的建设和运营，并长期接受财政补贴，是广州市政府全资大型国有企业。
华南师范大学副教授唐昊对此评价，“用企业化的方式对城建投融资平台进行改制，增进效率，大方向是对的。”但他同时认为，公众对于此类公司的经营，是应该有知情权的。
缺位的所有者
与国企改革同步进行的是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改革。在计划经济的国企利益关系中，国家、企业、职工的利益基本一致。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有企业成为独立法人，其利益关系也随之发生变化——国家、企业、个人利益出现了分离。
为了激励国企发展，政府从1994年起暂停向国有企业收缴利润，直到2007年才恢复。当利润归属于企业时，如何分配就成为职工的关注点——事实上，多数“天价”新闻是由垄断企业职工爆出。
而在政府放松监管的情况下，国有企业的真正所有者——名义上是全体人民——也失去了发挥其功能的有效途径。
为了解决这一难题，2002年，中国共产党十六大对中国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做出了全新的设计：中央政府和省、市(地)两级地方政府设立国有资产管理机构(简称国资委)，履行出资人职责。
但为了防止国资委成为企业的新“婆婆”，其代表“全体人民”履行“出资人”权力的途径，主要是通过派出监事会的方式进行，而且，所有对国有企业的检查，均属于事后监督。
新的矛盾就此出现：为了增强企业活力，政府需放开监管；监管滞后，则损害了“所有人”的权利。
“我国国企面临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尽管国有资本名义上是国家和人民的，但这些国家出资的垄断国企的成本开支和收入分配，既不受人大监督，也不受社会监督。”华南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叶才勇指出，作为国有制居主导地位的国家，国有资本运营的预算监督应是国家预算监督的重要内容。
人大是否应该履行监督职责？
这一问题已经引起关注。
2008年初，在珠海召开的全国国有资产监管工作会议，核心内容就是“国资预算”与“国资监管”，当时的国资委主任李荣融郑重宣布：“用三年时间，将国有企业的账本向社会公开。”
一年半后，2009年5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开始实施，其中明确规定，“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按年度单独编制，纳入本级政府预算，报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批准。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按照当年预算收入规模安排，不列赤字。”
按照全国人大要求，中央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于2010年首次提交全国人大审查。然而《企业国有资产法》中对国有企业的日常运营费用，是否应该编入经营预算项目，并未作出明确规定。有专家指出，“这个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内容只包含央企给中央的分红收益及其支出的预算，而不是对垄断国企本身的预算监督与约束。”
在各省市级别，国有资本的预算尚未正式向人大公开。即使在广州这个率先“晒”政府账本的城市，国有资本运营的预算对人大代表来说，也是一个未知数。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财政预算专家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像广州地铁总公司这样的城投集团，由于是企业性质，其运营成本等均不需要向人大报告。但这类由政府担保的国有企业，一旦亏损，最终还需政府替它埋单。”换句话说，赚了归地铁公司，亏了全体纳税人来赔。
事实上，从全世界的范围来看，真正实现赢利的地铁只有香港地铁。广州地铁每条新线的建造费用都由政府投资，仅为办好亚运会，广州在6年间开通5条地铁线就花了547亿，占此期间广州重点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一半以上。
三年前，广州地铁方面曾经坦言，“目前广州地铁所谓的盈利，是把建设成本剔除，只计算运营成本(包括电费、维修、人工、管理、相关税费等)，在与票价收入、多种经营打包相冲抵后的盈余……”
朱列玉认为，从世界范围看，地铁作为城市公共交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公共性、社会性和惠民性远高于商品性，地铁只能是民生工程，“对于暂时不能盈利的部分以纳税人的钱作为补贴来为公众服务，无可厚非。但这也意味着，地铁维修、维护资金必须用在关键地方，才不会产生浪费的嫌疑。”
他认为，“对于这种财政补贴的垄断企业，其接受监管的约束程度应该不亚于一个政府职能部门。”
《企业国有资产法》对此也有明确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对造成国有资产损失的行为进行检举和控告。”遗憾的是，在此次广州地铁翻新事件前，公民的这项权利始终躺在法律条文中。
因此，朱列玉建议，“地铁公司日常的收支都应该纳入人大的预算监督。地铁的亏损需要财政来补贴，是纳税人的钱，不能乱花。”这在以开明著称的广州，或许可以得到实现。
2010年1月1日正式施行的《广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讨论决定重大事项办法》明确规定，将“有市本级财政性资金投资的，对经济社会发展、环境和自然资源保护有较大影响的建设项目的立项”视为重大事项；该《办法》的《说明》补充强调，“把与广大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密切相关，人民群众普遍关心和强烈要求解决的问题纳入重大事项范围”，人大常委会对重大事项既可以行使决定权也可以行使监督权。
该办法施行一年以来，广东省政协委员孟浩、广州市人大代表曾德雄等人经常因为一些“与群众密切相关的重大事项”没有向人大报告而频呼不平。这一次，他们在实地考察广州地铁一号线翻新工程后，向广州地铁公司建议：一号线车站改造翻新太浪费，地铁应停止该项工程。
广州地铁公司最终是否真正明白了自己的定位，不得而知。唯一能够肯定的是，广州地铁翻新事件，使得公众真正明白了自己定位，那就是：没有任何公共事务，应该置身于公众视野之外。 （作者：肖浪）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2011年05月23日
【材料六】
高二男生宣布参选福田区人大代表
“我已决定参选今年深圳市福田区人大代表换届选举。姓名：刘若曦。年龄：十八岁。”这条微博在短短半天时间内，被转发2000多次。博主、深圳市高级中学高二(8)班学生刘若曦对记者说，自己决定参选经过了深思熟虑，但对于微博发布后引起的轰动效应，有些始料未及。
还有十天，我便成为一名成年的中国公民。经与父母商讨，我已决定参选今年深圳市福田区人大代表换届选举。
姓名：刘若曦；
年龄：十八岁；
参选理由：依法参选人大，是宪法赋予每位公民的权利；
理念：人民代表为人民。为民众表达诉求、争取利益；
口号：民主政治，需要每个人的参与。请投下你神圣的一票。
星期天，在校寄宿的刘若曦晚上六点多钟来到学校自习，一进教室就看到同学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他。他知道，这是同学们对他微博宣布“参选”的支持。
令刘若曦没有料到的是，这条微博经过转发，“全国都知道了，粉丝数量爆增”，有人支持，有人批评，也有不少人给他提出了中肯的建议。粉丝数已超过1100，此前他的粉丝大约是230名。
与微博上的热烈回应同步到来的，还有媒体记者的关注。在经过几个小时兴奋、激动和与跟帖批评者的“论战”后，刘若曦面对记者时又表现出一丝疑虑：“已经有人说我是在做秀了。”
决定参选之前，这位高二男生特意去图书馆查阅了有关选举的法律知识，并且通过深圳市政府网站和福田区人大网站，了解区人大代表的换届时间、参选的程序等等。“参选的决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但发微博的时候没有考虑好，应该有了完整的、细化的纲领之后再拿出来说。现在已经有些人批评我口号简单、幼稚、空泛，也有人说我是炒作。”
但是，接着，他也在微博中表示，自己参选人大代表一事“并不是作秀，而是对民主的追求”。民主政治，需要每位公民的参与。“即将成年的我，也希望可以尽一己之力。”
“首先会就自己熟悉和了解的议题，即教育改革和市政管理发表学生群体的意见;其次，也会加强对周边公共事务的了解，提高自己议政能力，为自己的参选打下基础，并仔细聆听选民的意见总结后如实反映。”
他对记者说：“18岁生日那天，我准备在微博上发布一个细化的竞选纲领。”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除了依照法律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十八周岁的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和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全国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候选人，按选区或者选举单位提名产生。各政党、各人民团体，可以联合或者单独推荐代表候选人。选民或者代表，十人以上联名，也可以推荐代表候选人。
记者查阅刘若曦在微博里的基本信息，发现其出生时间为1993年6月8日，还有不到十天（他首次发表参选决定时的时间）就达到法定的选民年龄。
刘若曦坦言，与李承鹏等宣布独立参选的名人相比，他与他们仅有两点相同：成年、关心公共事务;而他缺乏的则是社会经验。“这可能会是我失败的主要原因——如果我失败的话。”刘若曦说。选上人大代表的可能性大吗?刘若曦说还没有认真想过。考虑了几秒钟之后，他说：“可能性不太大吧。”
声音
支持：来自网友的力挺
刘若曦的微博被大量网友关注，其中，大部分评论都对刘若曦的决定表示支持和鼓励，有的网友用“后生可畏”、“勇气可嘉”来形容他的举动，同时还有为他报名参选的程序和注意事项出谋划策的。网友“没人找得到”留下评论表示：“无论成功与否，这样的年纪能有这样的一份心，已经比许多人好太多了。如果能竞选成功，希望能认真负责的履行自己的承诺!加油!”网友“煄楼”的评论鼓励说：“很多人会嘲笑你，是的，肯定会有很多，不要灰心……十年后，希望你能继续为你的决定而自豪!”
质疑：即使有心也无力
刘若曦的参选微博发布后，评论者既有对其参政意识持肯定态度的，也有不少夹杂质疑的声音，其中绝大多数都认为刘若曦“有心无力”。
网友“李贝勒爷”说：“没有人不向往民主，可问题是这种抢盐式的跟风会把中国的民主引向何处?”网友“木鳐”则把这种现象称为“出风头综合症”。
部分网友还怀疑学生参选的实际意义。如“江陵哭哭死”表示：“不支持这样可能无法履行职责的人参选，这只有象征意义。”网友“TheDionysus”说：“为参选而参选，只能认为是滥用宪赋人权，可做谈资笑料，却绝不值得鼓励。”
也有些人认为他应该等思想更成熟时再来参选。“我建议这位小兄弟还是先去办好选民登记，先行使好选举权，被选举权还是等更成熟一些再来吧。”网友“老大哥在看着我们V2”说。
学者：没有经验，但值得鼓励
对高中生宣布参选区人大代表，市委党校科社部主任王连喜教授表示并不惊讶。他表示，深圳市民参政议政热情一直较高，这与城市本身较宽容的政治环境，以及市民普遍较高的政治意识息息相关，年轻人积极参选也值得鼓励。
但是对于高中生参选的特殊案例，王连喜教师认为可能是受网络影响。“前不久就听说有人通过微博宣布参选，这些信息刺激了学生的好奇心，产生参选念头，他们想到的问题很少，甚至可能连自己究竟会不会选上，选上后果会怎么样，都没有多加考虑。高中生在参政能力上还是存在很大缺陷，很可能没能力履行人大代表职责，未来五年如何去调研?如何开展代表的工作——他心里都没谱，只是仅仅把参选人大代表看成是自己的一种权利，并且为此去体验。”
市人大代表肖幼美给出了她的建议：“独立参选，其实也没什么经验，就是努力有耐心地按规则去完成每一步。”
福田区人大：尚未收到信息
对辖区内有高二学生在微博表示参选区人大代表一事，福田区人大的相关工作人员昨天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福田区人大尚未收到任何与此相关的信息，他也是头一次听说。福田区人大代表今年的选举活动还没完全启动，不适宜发表任何看法，但市民有权通过微博等表达自己的意愿，“只要符合选举条件和程序，任何市民都可以参加。” (崔燕 温文锋 谢银波) (陈晓薇)
来源：青少年教育http://edu.szonline.net
【材料七】
相关评论：高中生参选人大代表体现社会责任感
近日，深圳高中生刘若曦在新浪微博上以“刘若曦Andersonlau”的名字发表了一条微博，称“决定参选今年深圳市福田区人大代表换届选举”。
刘若曦强调这一决定是与父母亲商量过的，并非一时冲动。刘若曦在宣布参选前后一直在学习和钻研相关政治知识和法律知识，虽然不能算是一位成熟的政治参与者，但是其选择无疑表达了自己对政治参与的热忱。不论过程和结果如何，笔者希望福田区人大慎重对待一个“未来的政治领导人”或者“未来的政治活动家”的参政愿景，也希望在经历了选举过程之后，刘若曦能够继续坚持自己的政治信念和参政热情。
与以往一些自主参选人士不同，刘若曦只是一个即将毕业的高中生，他并不存在行业利益、社区利益的纠葛，我相信他的参选纯粹是出于对民主政治的热望，基于相当单纯的政治理想。因此，刘若曦参选将在中国自主参选人大代表的诸多案例中增添一个新的案例，这个案例的意义在于：参与政治不在乎年纪大小，参与政治也不是为了谁的利益(包括自己)，而是纯粹出于对民主的向往。在80后90后普遍对政治不感兴趣的情况下，刘若曦的理想和热情尤为可贵。不论刘若曦年龄多大，不论他的纲领如何幼稚，我们都应当尊重他对民主的理解和追求。
上世纪90年代之后公民的权利意识和权利认知有所进步，民间维护权利的行动大幅增加，全国人大也在立法层面给予了法律的肯定和确定。也就是说，许多维权行动自下而上地推动了中国的立法进程，推动决策民主化。
新氛围的形成代表了当前社会形态的变化和政府管理方式的变化，具体来说包括政府与公民间的良性互动、公民的集体行动与理性表达、公民的公共责任感和公民精神、公民日益成熟的政策参与社会参与能力、协作与互助行动、协会组织与行业自律规则等。刘若曦这一代人的兴趣和选择肯定是多元化的，在一个日益发达的现代社会里，真正对政治感兴趣的不多，而有政治抱负的人更少。因此，刘若曦的参选，特别能体现出新一代青年人身上所具有的独特气质———独立、自由但又不失责任感和公民精神。(肖俊)
来源：青少年教育http://www.szonline.net
【材料八】
我是谁，我能做什么？
——“80后”的社会责任感
独立参选的“80后”都自认为平凡人，却比身边的人更相信“一人一票”的意义。5月30日星期一，京杭大运河边，生于1984年的徐彦迈出了民主参选的第一步。在宣布参选地方人大代表后的第五天，这名27岁的创业者面对摄像机，伴着头顶轰鸣的飞机声，录下了一篇长达十分钟的参选演说：
“我希望选民不是因为我是独立参选人而投选票给我，而是因为他们了解我徐彦是谁，了解我能做什么将会什么，并且信任我，这才是对我们每个人的生活的负责。”……
我是谁？我能做什么？
徐彦是国内最早宣布参选的人士之一。5月26日一早，他通过自己的微博表示：拟参选今年9月举行的杭州市下城区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
这是一个大胆的决定。为了坚定自己的决心，徐彦甚至没告诉身在台州仙居生活的父母。“我担心，同他们讲的话，自己就会动摇，甚至不再参选了。”
从高中时代到大学，徐彦一直都是学校的共青团干部。用他的话讲，不仅“根正苗红”，而且“积极参与组织的政治生活”。
不过他并非是个没个性的团干部。高一那年，他发现同学们不满意班主任任命的班长，便在班里成立了一个“班级俱乐部”，半数多同学加盟。俱乐部经常组织各种集体活动，如组织篮球拉拉队，俨然取代了班长和班委会的地位。班主任发现后，取缔了这个“非法团体”，做为惩罚，让徐彦担任班里纪律监督员，职责是给老师“打小报告”。
“这工作怎么能做？！”于是，徐彦每天记录都是四个字：今日正常。
2004年6月，徐彦正读大一，便作为群众代表，申请旁听了浙江省政协九届七次常委会会议。会议间歇，他拿起话筒，针对当时对学生宿舍网络和供电限制使用的问题，抨击了大学校方的死板管理。
对徐彦来说，大学前的人生，是他完成“我是谁”的认识过程，而大学毕业后的人生，则始终是他对“我能做什么”的追问。
作为一个广告策划人，徐彦始终有点不务正业。
2006年，徐彦就以网名“徐瑞延”在浙江电台下属频道主持房地产评论视频节目《瑞点延论》。……这个80后的年轻人，并不像社会上认为的那样自私、功利，反而对社会不公非常敏感。看得多了，便生发了这样的想法：怎么才能解决这些问题？怎么才能帮助他们？
其他独立参选人的做法使徐彦受到了启发：如果自己能成为一名代表人民的人，或许就真的可以做些什么。
……“如果以人大参选人的标准来要求自己，无论什么样的个人观点，都远不如汇集公众的真实民意来得有力量”。
……
“80后”的使命感
和徐彦几乎同时决定在杭州参选的，还有24岁的梁永春。
相比徐彦的成熟，梁永春一身职业装，外表秀气，甚至有些腼腆。
梁永春也是一个创业者，也是微博达人。他在微博上最大的活动，是组织了平台上最大的创业交流群，并每周主持一场创业者和天使投资项目的洽谈。
乍看起来，梁永春和政治完全搭不上边。然而，他却从小就表现出了某种政治天赋。
小学三年级时，父亲为他从校长手里要来了学校图书馆的钥匙。这名小学生便开始以两个星期一本书的速度啃下《红与黑》等名著。不过，他没有着迷主人公于连周旋于上层社会的交际圈，而是看出这本书中裂变的社会阶层。
长大后，梁永春遇到了对自己“影响深远”的一本书：《中国农民调查》。通过这本书，他终于意识到，国内许多问题的症结在于，底层的人民缺少反映他们心声的途径。
他养成了在心里默默思考这些问题的习惯。在他看来，大多数人虽然和他一样对社会有许多想法，但都被买房等现实的问题牵绊，忽略了思考的自由，继而害怕选择不寻常的人生。
“更多接受高等教育的"80后"对社会问题的认识都在慢慢加深，但整个社会氛围中都缺少参与意识，使许多人觉得政治离自己很远。”他说。或许苦于这种日常交流的贫乏，梁永春只能常常在家中，与早年闯荡珠三角、思想较开化的父亲讨论各种社会问题。
尽管生性腼腆，但在决定参选的时刻，梁永春却表现出了相当的坚定。
消息传出，不常联系的同学和朋友，都特意打电话来问：“参选的人，真的是你吗？”
梁永春说，参选的决定源自他内心的使命感：作为一个年轻人，他有必要通过参选为改变社会现实做出些努力；作为一名刚刚转正不到一年的共产党员，他认为这也是在以自己的方式，践行中国共产党十七大报告中关于“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承诺。
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两位杭州参选人每天都会收到数以千计的微博评论和数百封邮件，不乏有质疑，但更多的是支持，甚至志愿提供帮助。
他们着手研究律师和学者们发来的参选建议，还试图联系去年7月卸任杭州市市长的中共浙江省省委组织部长蔡奇，希望获得指导性的意见。后者历来以开明的作风和微博上的活跃而受到追捧。
不过，几位“80后”参选人面临的主要问题，都是如何合法操作参选过程。自发参选已经长时间远离现实生活，而包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下简称《选举法》)在内的法律对参选仅有笼统的规定。若严格地说，仅仅在微博上宣布参选，还只是“民间候选人”，若想真正进入可投票的候选人名单，尚需经过几轮筛选。
一位不愿意透露身份的律师提醒徐彦，参选前期的宣传活动中“一定要注意分寸”，因为现行《选举法》并没有针对参选人拉票活动的明确的条文。
《选举法》第三十三条规定，选举委员会根据选民的要求，应当组织代表候选人与选民见面，由代表候选人介绍本人的情况，回答选民的问题。但并没有明确指出，民间候选人是否可以自行组织这类活动。
基于谨慎的考虑，徐彦和梁永春都默契地取消了微博上“身份认证”。他们更希望以个人身份，而不是社会身份，进入自己的参选程序。
徐彦也在认真思考是否组建参选团队的事宜，因为《选举法》同样没有明确表示，参选人能否组织协助竞选团队。因此，徐彦只好暂时称几位律师朋友为“顾问”。
当然，在虚拟社会获得大量支持后，两位80后的参政行动在现实生活中能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尚需检验。(记者崔晓火)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第518期